王二，你这被命运嫌弃的一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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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的墓，在北京昌平区的佛山陵园。
坐地铁13号线到回龙观站，转887路公交后在白虎涧路口下车，步行到达。
步行这一段少说有一公里，且多上坡，一路气喘吁吁，似去朝圣。
到了陵园门口之后，被保安拦下，询问来办什么业务，听到是来拜访你的墓，似是心领神会，点头放行。
右手边第一区拾阶而上到最顶，一块大石头上印着你的名字。下面摆着几束枯花，两瓶二锅头，几只烟头和一盒火柴。蚂蚁成对的不时绕着烟盒。
一个铁质小盒子引起好奇，口念“有怪莫怪”的打开看。原来是几封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给你写的信。
有一封信中，抄下了你的句子：
智慧本身就是好的。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，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。
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，但在我活着的时候，想到这件事，心里就很高兴。
举头遥望，陵园的西边是凤凰岭，岭上就是曾经盛极一时香火鼎盛的龙泉寺。
如今，人烟寂寥。
01
你姓王，是家里第二个儿子。
多年后，你在文章里的主人公多半都叫“王二”。
你一出生长得就丑。父亲母亲长得都不错，就你奇特。蒜头鼻，招风耳，嘴唇厚厚的，额头宽宽的。
不但丑，你还憨憨的，呆呆的，经常蹲在一个地方发半天的楞。亲朋好友没有一个人见了这孩子能夸得起来。
天生你身体还不好。先天性缺钙，身体佝偻，小时候猛吃钙片，一下子补过劲了，长成了一米八五的瘦高个子。扁平足，走远一点的路就嫌累。
而且，你还心脏瓣膜闭锁不全，一劳累就嘴唇发紫。这最终要了你的命。
和儿时相比，你成年后还是挺好看的
刚刚懂事一点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这个世界的魔幻之处。
1957年，根据“上帝最恨的人”沈志华老师在《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》里表达的观点：这一年，主席已经发现战斗民族那一套有很大的问题，正是对他们不满的时候。
这时候，你爸爸正好跳出来，发表了几篇学术文章，diss苏联的逻辑学。
永远都有人能踩准时代的风口，即使是碰巧。主席特意点名，请你爸爸和几个搞哲学的老师吃了个午饭，四菜一汤。有豆腐和鱼。
主席喜欢谈哲学，谁都知道。这次召见以后，被开除党籍的你爸爸很快被提拔为人大的逻辑教研室主任。十年文革，也没有人敢去抄你们的家。
尽管如此，你们这个家也逃不脱噩运。不，是饿运。
1958年全国大跃进，然后就是大炼钢铁和大饥荒，你家一共五个孩子，怎么养？谁慌谁知道。
报纸上天天介绍顶饱的办法，比如“用一斤米蒸出五斤饭”。人大的操场上摆起一大片水缸，人们在上空扯起电线和灯泡，说是用光照刺激藻类植物生长，不费吹灰就能喂饱肚子。
你家也养了一堆小球藻，还用几个孩子的尿当肥料。你和哥哥弟弟都坚决拒绝吃这样养出来的东西。即使再饿。
有一天，你爸爸发表了一篇文章，用稿费买了一点腊肉，在每个孩子的碗底埋了两块。你弟弟发现了，兴奋得推开窗户大喊大叫“我们家吃大鱼大肉啦！”被爸爸拎回来臭揍了一顿。
从你记事时起，家门口总是装着高音喇叭，没日没夜地欢呼又炼出了多少万吨的钢，还是用土办法炼的。
你很快就看到了那些钢的样子：
装了一台小鼓风机，嗡嗡地响着，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郎。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，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。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，这就是钢。
后来你写道：
那一年我只有6岁，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，一听到钢铁这个词，我就会想到牛屎。
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30万斤粮，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。
总而言之，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，越是声色俱厉，嗓门高亢，我越不信，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我饥饿的肚肠。和任何话语相比，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。
02
你很快就长大了，识字了，遗传了父亲爱看书的坏毛病，在家里找书看。
很不幸，你这个人似乎从小就特别喜欢在庄严的场面上拉上一泡屎。用古人的话讲，叫佛头着粪。
你看的都是些什么坏书啊，《变形记》、《十日谈》，不是“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”，就是“我身上长着一个魔鬼，你身上长着一个地狱”，满脑子腐朽黄色的思想。
很快你就跟很多年轻人一起离开了纷乱的北京。目的地很明确，云南。
云南是当时中国橡胶的主产地之一，很缺人手。第二年春天，云南农垦局派人来北京招募知识青年，在教育部礼堂做了一场关于“魅力云南”“彩云之南”的报告。说云南是“头顶菠萝，脚踏甘蔗，摔一跤伸手就是一大把拇指粗的花生”。
你听得口水直流，心头冒火，立即决定去云南。不顾家人反对，你还写下了一句诗：青山处处埋忠骨。
你说，那时候你一心要解放全人类
云南的水果的确不少，大米也不缺。就是没有肉，没有菜。
你们最常吃的是盐水泡饭，改善生活了吃红糖水泡饭。最好的伙食是红糖包子，要走几十里路去早早排队买。
这样的营养状况，再加上繁重的筋肉劳动，没过多久你果然得了黄疸型肝炎，住院半个多月，出院的时候一脱衣服，全是清晰可见的肋骨。
当时治疗肝炎没啥好办法，医生只让多吃糖。你被分到糖厂待了几天，搬起砖头大的糖块就啃。
这种甜到不能承受的生活，最终以你办了病假回京，宣告终结。
这不是你的人生第一次被忽悠，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次。
日后，你的文字里经常出现云南的红土、彩云和阳光。
以及对人生的深刻认识。
比如这一段：
那一天我二十一岁，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，我有好多奢望。
我想爱，想吃，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。
人一天天老下去，奢望也一天天消失，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。
03
回到北京，噩运继续跟着你。
因为你是病退的，北京不接受你，不给安排工作，也不接收你的档案。你等于成了一个“黑户”。
当时还是用票证的年代。没有档案、没有单位，就没有粮票、油票、布票，只能从家人的定量里挤出一点来养活你。你苦闷到了极点，天天百无聊赖，在家做数学题，一本《几何学大辞典》都翻烂了。
实在不得已，你去街道工厂当了一段时间的工人。懒、坏的本色显现出来了。
你最喜欢的是一个姓刘的工人。这个工人同样懒、坏，天天想着怎么装病逃避上班，怎么占公家的便宜。现在有些人一看当天雾霾指数过了300，出门就不带自己的烟，其实是一个道理。
这个工人有个口头禅，你马上就学会了：
子曰，完蛋操也。
这段生活唯一的好消息可能是：
你找了个女朋友。
除了二人曾经幸福的微笑，桌上的虾片也是回忆满满
女朋友——后来的老婆，条件比你好太多了。
她父母都是《人民日报》的元老，厅级干部。她自己插队时被推荐上了大学，毕业分配到《光明日报》做编辑，后来又进了中南海上班，写出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要大大发扬民主，大大加强法制》。轰动全国。
她长得也很俊，压根看不上你这个初中都没毕业，还奇丑无比的工人。
多少年以后，她在形容你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，用的都是那六个字：又高，又瘦，又丑。
你们的结缘起于一篇叫《绿毛水怪》的小说。你当工人的时候闲得无聊，开始写作。这篇小说给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看过，他说：可惜了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没法出版。
一直到你死，这篇小说都没发出来，只是在几个朋友中间以手抄本形式出现。被她看到了，勾起了她的好奇心。
两人没见几次，你就问她：你有没有男朋友？你看我行不行？她稀里糊涂的就同意了。
当然，你实在是太丑了。连准丈母娘都觉得，一个这么傻大黑粗的年轻人怎么能跟我的女儿在一起？
没多久，女朋友就提出分手，邮给你两张电影票，说：以后咱们还可以是好朋友。
你不同意，把电影票退了回来，说：
你应该从信纸上闻到竹叶青、二锅头等很多酒的味道，因为何以浇愁，唯有杜康。
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里看看，是不是我比它们还难看。还有，就是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嘛。
就这样，你们俩又在一起了。没多久就领了证。
没有办婚礼也没拍结婚照，两家人各自请了一桌饭，算是庆祝。给了五百块钱，算作彩礼。
多年以后，你给她的情书出版了，看哭了很多年轻人。
这本书叫《爱你就像爱生命》：
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，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。
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，连同它的怪癖，耍小脾气，忽明忽暗，一千八百种坏毛病。它真讨厌，只有一点好，爱你。
说真的，我喜欢你的热情，你可以温暖我。我很讨厌我自己不温不凉地思虑过度，也许我是个坏人，不过我只要你吻我一下就会变好呢。
也许你会在将来不爱我，也许你要离开我，但是我永远对你负有责任，就是你的一切苦难就永远是我的。
告诉你，一想到你，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。
04
你们出了一趟国，回来还是穷得很。
你帮老婆做社会研究，调查同性恋。
你这个时候已经写作十来年了。小说，杂文一类的东西写了不少，但发表和出版都很不顺利。
原因很简单：跟你小时候看的那些书一样，不是反动，就是黄色。
接到你投稿的编辑们也有几个赏识你的，却都说话不算。
比如有个叫朱伟的编辑。1989年接到了你投来的小说，马上就认定你是个文学天才。
然而，他因为违规发表了一篇小说，被从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主任的位子上撤掉。直到1995年接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，才敢约你写专栏，写一个叫“生活圆桌”的东西。跟余华、王朔、刘震云等大红大紫的作家一起。
当时没有电子邮件，用的是传真机，就是那种一行一行嘎嘎打印出文字的机器。负责看守传真机的编辑叫苗炜，每次快到你交稿的时间，他就站在传真机前头等着收。来了，恨不得直接从传真机里一把拽出来，先睹为快。
你死了很多年了，他还在说这个细节。
《北京文学》一位女编辑想发表你的一部小说《红拂夜奔》。让你从18万字删到3万字。你很顺从，用了两个星期，把故事主体都删了，但还是没有发出来。
你说：没什么的。
另一部中篇小说《黄金时代》好容易得了一个奖，却在台湾。虽然是一等奖，却是跟别人并列的。比如写《巨流河》的齐邦媛老师，就没有投你的票。
得奖的消息惊动了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。它发表了一篇文章，给了你一个称呼：
文坛外高手。
在你的作品当中，这篇小说算命好的。它在国内好歹是发表了，虽然是发表在广东省计生委的一本杂志《人之初》上面。
三年以后，华夏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赵洁平趁社长出差不在家，把它出版了。
赵洁平也当过知青。她的父亲叫赵凡，人送外号“知青之父”。但不是因为她。
赵凡曾经担任过国家农垦局局长、全国知青工作办公室副主任。文革结束后，全国知青普遍要求回城，还闹了不小的事。赵凡去云南调查，回来后承担着极大的风险仗义执言，促成了这件事。
可见，人性真的会遗传。
《黄金时代》很快就受到了上头批评，不能参加订货会，也不能在新华书店公开发行。
你和老婆发动亲友，一起去推销书，用自行车带上两捆，一个书摊一个书摊地卖。你总是先送别人几本，以后再要的话，再给钱。
一代文艺青年的“圣经”
有一次，为了上央视做宣传，你和老婆在露天录节目，大太阳底下晒了几十分钟，都快晒得昏死过去了。
节目播出那天，你逐一通知朋友们收看，说今天央视要推我的书。结果播出时，恰恰剪掉了你们俩接受采访那一节。
你把这件事当成段子讲给别人听，自以为云淡风轻。结果别人都笑得岔了气。
你参加了一个“短篇小说拉力赛”，发表了一篇小说。编辑去替你领稿费，发现其他作家的稿费都是六百元，只有你是三百元。理由是：你不是名家。
那个年代的确是黄金时代，但不是你的，是别人的。
……
你一度想去当个司机，还真考了个驾照，是卡车司机的驾照。放到现在就是所谓的A票。还跟朋友说过，想去北京郊区包一块荒山算了。
直到去世，你也没发表过一篇长篇小说，没有获得过任何文学奖项，报刊转载率也是零。
除了媒体的零星报道，你得到的文学界、学院派批评极少。报道你死讯的第一篇文章，居然是远在广东的《南方都市报》发表的。
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张晓舟说，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谁。
就在你死前几个月，有人联系你写剧本。是写“一个郊区女工为支持城里供应大白菜而忘我劳动”的故事。你想了想， 同意了。但反复强调一个条件：要署笔名。
后来，这件事没有成。
一篇写你的文章评价得很准：生前，你只是个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
死后，你帮助很多人意识到，自己原来也是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
05
1997年4月10日晚上11点，45岁的你独自在家，心脏病发。
你老婆当时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。你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。
跟随你一生的命运，似乎这时才等到补偿你的机会。
你死后一个月，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了你的第一次高规格学术研讨会。
官方的文学机构，没有一个人出席会议。参加的除了亲属、好友，就是学者、作家和文化人。
你的一位朋友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年轻教师张卫民在会上喊了一嗓子：王小波，牛逼！
然后，他回头指着会议室墙上鲁迅、郭沫若、巴金、茅盾等人的画像，说：
我觉得，王小波和这些人都没什么关系。
就在你死后几个月，电影《东宫西宫》先后得了四个国际大奖，是张元所有作品中获奖最多的一部。
你的死，极大地扩大了你的名声。
现在，你被称为“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”。
你的书，写你的书，不停地再版、重出。
围绕你和你的文字，王蒙、戴锦华、刘心武、张颐武等名家先后发表了一大堆的评价。
你的十周年忌日，《南方周末》、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等国内影响力最大的一批媒体集体做了纪念你的专题。备极哀荣。
到2013年，研究你的学术论文，光发表出来的就有几百篇，其中三篇甚至让作者拿到了博士学位。
你被写进洪子诚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，陈思和《中国当代文学教程》等几本书。它们是北大、清华、人大等名校的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用书。
二十二年过去了。
跟高晓松一样，当年你的门下走狗都已中年危机，头发稀疏，肚腩凸起，荷尔蒙减退，哪怕看到公司年会上的苍井空都只是心中微动。
而你仍然是那个在山水间嬉笑飘泊的少年王二。
你太超前于你的时代了。它没有给你应得的尺度和维度。
你的一生，仿佛是你自己写过的这段话。
我很渺小，无论做了什么，都是同样的渺小。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，就超越了死亡。
现在我是诗人。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，但是正因为如此，我更伟大。
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，在马上为自己吟诗，度过那些漫漫的长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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